我被日寇抓去做苦工
信息来源：华容区政府网
日期：2015-08-31
导语：谢少斌，又名谢白香，红莲湖新区庙岭镇庙岭村下谢塆村民，现年93高龄，63年党龄，亲眼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。记者日前通过采访，聆听谢老讲述不可忘却的日本侵华史实。
我1922年出生，1952年入党。家中世代都是佃农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庙岭百姓民不聊生，陈部、马部等大小势力抬头，各霸一方，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“游击队”招摇过市，有的欺压百姓、愚弄人民，有的确实为百姓做好事。1938年6月，日本鬼子扫荡庙岭时，我刚满16岁，不到20岁被抓去做苦差。正是这种险恶境况下，地霸方文才为了平衡各部关系，便邀请江北红学会组织来到庙岭，该组织当时有百把多人，其首领头目人称武老师和毛老师，号召庙岭百姓参加红学会免兵灾。
1941年春，活跃在庙岭地区的“红学会”打着抗日旗号，宣称只要加入“红学会”就刀枪不入，不到数月，庙岭乡就有数百人参加“红学会”，总部设在老庙岭街后的妙喜寺（寺庙），分部设在脉岭村大方湾祠堂里。要求队员腰上系个红带子，刀枪就打不进。而实际上，红学会到处收刮民财，强逼百姓有粮交粮，无粮抓壮丁，对于不交粮者就拖出去杀害，导致庙岭很多无辜百姓无可赖何参加了红学会。
同年6月的一天，庙岭地区几百号百姓在妙喜寺“学法”，接受红学会洗脑，有的家里无吃无喝揭不开锅也去“学法”，名声越来越大，武汉、葛店、江北等地难民纷纷逃到庙岭，这样一来惊动了驻扎在武汉、庙岭等地的日寇。
于是，驻扎武昌的日寇顺着公路而下来到庙岭，见人就杀，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当50多名日寇来到妙喜寺红学会驻地时，红学会见了日寇就列队迎接，从这点来看，我当时就认为红学会是汉奸；再就是红学会在日寇指使下，在老庙岭街北用大刀杀害了金宝山、牛锡望两名共产党的地下党，而且强迫红学会队员刀刀见血。因此，红学会又是个反动组织。
1942年，新四军郭元成、陈大脚（陈少敏）、张凡、方来兵等人率领的游击队开始对庙岭、三山等地进行剿匪，分队长是庙岭乡岱海李湾农民李朝泉，从蚱洲下沟到三山湖的水不深，郭元成、陈大脚带领新四军围打三山，遭到“杂牌”游击队鱼钩暗害，最后消灭了“杂牌”游击队，并清除了严道开、刘老幺等地方恶势力。
同年7月，面对日寇肆无忌惮的恶行，游击队长李朝泉（现庙岭镇大叶村岱海李塆人）忍无可忍，带领游击队员潜伏在吴屴南岸蚂蝗洲，步步进逼驻扎在尹家大屋的日寇，攻打日军，在大屋村黄冷湾与范管湾之间树林里与日本兵展开了一场激战，掀起了庙岭地区抗日战争第一仗。李朝泉英勇善战，爬到树上架着机枪向日军扫射，打死日军数十人，初战告捷，李朝泉的游击队共打死打伤日军上百人。随后，李朝泉队长在庙岭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力量，庙岭街的罗大树、谢六金等人成为游击队的骨干队员。为了巩固抗日成果，李朝泉在脉岭中谢塆东岭岗上修筑炮台，用松树垒砌而成，可日寇一炮就打垮了。
同年8月的一天，驻扎在江夏豹澥的三个日本骑兵来到庙岭街、堰角头湾等地周边扫荡，返回途经大方湾时，与驻扎在脉岭村大方塆的日本鬼子围着村庄捉鸡捉鸭、奸淫妇女，骚扰百姓，搞得村庄鸡犬不宁。这惹怒了地霸方文才，并与日寇发生冲突，打伤一个日军。于是，方文才派人通知红学会来大方塆攻打日军。
翌日下午，日本兵派出大队人马进行报复，打死村民七八人，烧毁房屋48间。妙喜寺总部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马上带领正在听教的两百余名红学会队员到大方湾支援，走到脉岭村新方湾时与日本兵相遇，“红学会”头领毛老师、武老师当即跪在地上，口里念咒语，同时叫后面的“红学会”成员也跪下，约僵持半个时辰，日本兵开枪了，跪在前面的人倒下了。后面的人听到枪声纷纷跑散，日本兵连续机枪扫射，打死打伤一二百人，站在后排的庙岭本地红学会队员见势不妙就奋力反击，打死打伤日军几十人，红学会也伤亡惨重。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日寇又增加数百人，李朝泉带领游击队前来支援抗日，队员谢定高是个屠夫，当时30岁左右，在新方塆战斗中打死了一名日军。当日下午，气急败坏的日寇赶赴妙喜寺捉拿红学会成员，捉人就杀，村民到处跑。就这样，日本兵放火焚烧了妙喜寺，整整烧了五天五夜。随后“红学会”头目毛老师、武老师带领日本兵到堰角头湾扫荡，见村民们都跑光了，便放火烧毁堰角头湾子，连祠堂也不放过，五六十户人家的百余间房屋瞬间成了一片火海，房屋农舍荡然无存，整个湾子成为瓦砾场。随后又在庙岭街放火烧毁房屋几十间，几十家商铺化为灰烬，并将活人往火里丢，我亲眼看到家住庙岭街谢世清母亲被活活烧死。走到庙岭街与下谢湾之间见一农民在田间劳动，日本兵开枪将这位农夫打死。
当晚，李朝泉队长带着几十名队员去摸日本兵哨所，不幸牺牲。队员谢定高被捉，第二天日本兵在庙岭街将谢定高杀害。打这以后，乡民胆颤心惊，好多村庄百姓跑得精光。“鸡杂鸭杂”的稽查队、纠察队四处活跃，又是旱灾、水灾，百姓民不聊生。
这个时候，百姓仍在水生火热之中，我被日寇抓到武昌难民区，去做苦工，才不到20岁，给日寇拆房屋、运货物、在飞机场修路等，我们下谢塆共有七人。由于霍乱流行，日寇就把我们关进汉阳模范监狱，一个月之后才放出来。回家后，我就挑麻油到武汉去卖，换食盐回来，这是日本人垄断物质。
我家当时住在武汉，日寇就用枪逼着我和谢定堂、谢志胜、谢春生、谢春生亲家等7人上了日本人的火车，在湖南岳阳下了火车，然后又上了汽车，经过上十公里，听到枪炮响的声音，后来才知道日寇把我们拖上汽车假装运输军火，结果“杂牌”游击队信以为真就开枪射击，导致我们一起去的48个民夫子中仅剩18人，被炸死30个同胞，我这次是死里逃生捡回一命。在岳阳当苦差，被枪打、拳打脚踢，遇到什么吃什么，能吃到红薯还觉得是好东西，饥寒交迫。不久，我们几个逃离回到庙岭种田，到湖边挖藕吃、扯蒿巴、采摘菱角，有时捞到鱼还被地方恶势力拿走。
我家本来是谱匠，看到新四军来了，不打百姓，自己花钱买菜，唱戏给来百姓看，我就决心跟共产党走。于是，我在方来兵（庙岭区第一任区长）的引荐下，参加了王志坚（鄂城县第一任县长）领导的新四军做地下工作，往来于吴屴街、岱海李湾之间，庙岭街是聚集地。我们的一个地下党人名叫张怀仁，以教书为掩护，暗地里发展革命力量，藏身于庙岭村下谢湾，被坏人告密，杀害于中份村张大堤的荷塘里。说起这些往事我真想哭，这日本鬼子真是他娘的狗东西啊！（谢少斌口述 吴美糖 整理）
我1922年出生，1952年入党。家中世代都是佃农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庙岭百姓民不聊生，陈部、马部等大小势力抬头，各霸一方，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“游击队”招摇过市，有的欺压百姓、愚弄人民，有的确实为百姓做好事。1938年6月，日本鬼子扫荡庙岭时，我刚满16岁，不到20岁被抓去做苦差。正是这种险恶境况下，地霸方文才为了平衡各部关系，便邀请江北红学会组织来到庙岭，该组织当时有百把多人，其首领头目人称武老师和毛老师，号召庙岭百姓参加红学会免兵灾。
1941年春，活跃在庙岭地区的“红学会”打着抗日旗号，宣称只要加入“红学会”就刀枪不入，不到数月，庙岭乡就有数百人参加“红学会”，总部设在老庙岭街后的妙喜寺（寺庙），分部设在脉岭村大方湾祠堂里。要求队员腰上系个红带子，刀枪就打不进。而实际上，红学会到处收刮民财，强逼百姓有粮交粮，无粮抓壮丁，对于不交粮者就拖出去杀害，导致庙岭很多无辜百姓无可赖何参加了红学会。
同年6月的一天，庙岭地区几百号百姓在妙喜寺“学法”，接受红学会洗脑，有的家里无吃无喝揭不开锅也去“学法”，名声越来越大，武汉、葛店、江北等地难民纷纷逃到庙岭，这样一来惊动了驻扎在武汉、庙岭等地的日寇。
于是，驻扎武昌的日寇顺着公路而下来到庙岭，见人就杀，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当50多名日寇来到妙喜寺红学会驻地时，红学会见了日寇就列队迎接，从这点来看，我当时就认为红学会是汉奸；再就是红学会在日寇指使下，在老庙岭街北用大刀杀害了金宝山、牛锡望两名共产党的地下党，而且强迫红学会队员刀刀见血。因此，红学会又是个反动组织。
1942年，新四军郭元成、陈大脚（陈少敏）、张凡、方来兵等人率领的游击队开始对庙岭、三山等地进行剿匪，分队长是庙岭乡岱海李湾农民李朝泉，从蚱洲下沟到三山湖的水不深，郭元成、陈大脚带领新四军围打三山，遭到“杂牌”游击队鱼钩暗害，最后消灭了“杂牌”游击队，并清除了严道开、刘老幺等地方恶势力。
同年7月，面对日寇肆无忌惮的恶行，游击队长李朝泉（现庙岭镇大叶村岱海李塆人）忍无可忍，带领游击队员潜伏在吴屴南岸蚂蝗洲，步步进逼驻扎在尹家大屋的日寇，攻打日军，在大屋村黄冷湾与范管湾之间树林里与日本兵展开了一场激战，掀起了庙岭地区抗日战争第一仗。李朝泉英勇善战，爬到树上架着机枪向日军扫射，打死日军数十人，初战告捷，李朝泉的游击队共打死打伤日军上百人。随后，李朝泉队长在庙岭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力量，庙岭街的罗大树、谢六金等人成为游击队的骨干队员。为了巩固抗日成果，李朝泉在脉岭中谢塆东岭岗上修筑炮台，用松树垒砌而成，可日寇一炮就打垮了。
同年8月的一天，驻扎在江夏豹澥的三个日本骑兵来到庙岭街、堰角头湾等地周边扫荡，返回途经大方湾时，与驻扎在脉岭村大方塆的日本鬼子围着村庄捉鸡捉鸭、奸淫妇女，骚扰百姓，搞得村庄鸡犬不宁。这惹怒了地霸方文才，并与日寇发生冲突，打伤一个日军。于是，方文才派人通知红学会来大方塆攻打日军。
翌日下午，日本兵派出大队人马进行报复，打死村民七八人，烧毁房屋48间。妙喜寺总部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马上带领正在听教的两百余名红学会队员到大方湾支援，走到脉岭村新方湾时与日本兵相遇，“红学会”头领毛老师、武老师当即跪在地上，口里念咒语，同时叫后面的“红学会”成员也跪下，约僵持半个时辰，日本兵开枪了，跪在前面的人倒下了。后面的人听到枪声纷纷跑散，日本兵连续机枪扫射，打死打伤一二百人，站在后排的庙岭本地红学会队员见势不妙就奋力反击，打死打伤日军几十人，红学会也伤亡惨重。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日寇又增加数百人，李朝泉带领游击队前来支援抗日，队员谢定高是个屠夫，当时30岁左右，在新方塆战斗中打死了一名日军。当日下午，气急败坏的日寇赶赴妙喜寺捉拿红学会成员，捉人就杀，村民到处跑。就这样，日本兵放火焚烧了妙喜寺，整整烧了五天五夜。随后“红学会”头目毛老师、武老师带领日本兵到堰角头湾扫荡，见村民们都跑光了，便放火烧毁堰角头湾子，连祠堂也不放过，五六十户人家的百余间房屋瞬间成了一片火海，房屋农舍荡然无存，整个湾子成为瓦砾场。随后又在庙岭街放火烧毁房屋几十间，几十家商铺化为灰烬，并将活人往火里丢，我亲眼看到家住庙岭街谢世清母亲被活活烧死。走到庙岭街与下谢湾之间见一农民在田间劳动，日本兵开枪将这位农夫打死。
当晚，李朝泉队长带着几十名队员去摸日本兵哨所，不幸牺牲。队员谢定高被捉，第二天日本兵在庙岭街将谢定高杀害。打这以后，乡民胆颤心惊，好多村庄百姓跑得精光。“鸡杂鸭杂”的稽查队、纠察队四处活跃，又是旱灾、水灾，百姓民不聊生。
这个时候，百姓仍在水生火热之中，我被日寇抓到武昌难民区，去做苦工，才不到20岁，给日寇拆房屋、运货物、在飞机场修路等，我们下谢塆共有七人。由于霍乱流行，日寇就把我们关进汉阳模范监狱，一个月之后才放出来。回家后，我就挑麻油到武汉去卖，换食盐回来，这是日本人垄断物质。
我家当时住在武汉，日寇就用枪逼着我和谢定堂、谢志胜、谢春生、谢春生亲家等7人上了日本人的火车，在湖南岳阳下了火车，然后又上了汽车，经过上十公里，听到枪炮响的声音，后来才知道日寇把我们拖上汽车假装运输军火，结果“杂牌”游击队信以为真就开枪射击，导致我们一起去的48个民夫子中仅剩18人，被炸死30个同胞，我这次是死里逃生捡回一命。在岳阳当苦差，被枪打、拳打脚踢，遇到什么吃什么，能吃到红薯还觉得是好东西，饥寒交迫。不久，我们几个逃离回到庙岭种田，到湖边挖藕吃、扯蒿巴、采摘菱角，有时捞到鱼还被地方恶势力拿走。
我家本来是谱匠，看到新四军来了，不打百姓，自己花钱买菜，唱戏给来百姓看，我就决心跟共产党走。于是，我在方来兵（庙岭区第一任区长）的引荐下，参加了王志坚（鄂城县第一任县长）领导的新四军做地下工作，往来于吴屴街、岱海李湾之间，庙岭街是聚集地。我们的一个地下党人名叫张怀仁，以教书为掩护，暗地里发展革命力量，藏身于庙岭村下谢湾，被坏人告密，杀害于中份村张大堤的荷塘里。说起这些往事我真想哭，这日本鬼子真是他娘的狗东西啊！（谢少斌口述 吴美糖 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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